接着侵略者来了。叙事性思维是一种神话般的模式，它包含了例证性思维通常不包含的一个方面—关于善与恶、神圣与亵渎的方面。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不仅会讲故事，而且会为故事所引发的情感和道义赋予含义。
孩子们以警告和恐惧对侵略者做出反应。他们在地毯上匍匐前进，将他们的塑料骑兵排成行以抵御入侵者，他们叫嚷“敌人太多了”，看来败局已定。然后，哈罗德拿出了一匹巨大的白马，比他们正在玩的其他玩具大10倍。“这是谁？”他喊着，然后自己回答：“是白马王！”于是他攻入侵略者之中。其他孩子中有两个调转枪头，开始把侵略者猛投向白马。末日战争爆发了。白马碾压着侵略者，侵略者也打伤了白马。不久，侵略者全阵亡了，但白马也牺牲了。他们将一块布盖在它的身上并举行了悲痛的葬礼，白马去了天堂。
罗伯感觉自己就像跟一群瞪羚玩耍的疣猪。孩子们的想象力在尽情跳跃，他的思维完全跟不上。他们看到善与恶，而他只看到塑料和金属。5分钟后，他们高涨的情绪让他头痛，他无力再继续了。
罗伯很可能曾经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脑力活动，但后来他逐渐成熟了。他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但他不能再像以前孩提时代那样把古怪的想法整合到一起了。他的思维不再能够从一个主题跳跃到另一个主题上。后来，当他告诉朱莉娅他无法像哈罗德那样天马行空时，她简单地回答：“也许他长大后就不会这样了。”
罗伯努力想认同这一点。至少哈罗德的故事总是以快乐的结果收场。丹?麦克亚当（Dan P. McAdams）认为每个孩子都会养成自己的叙事风格，这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孩子们逐渐接受了任何事都将以或好或坏的方式结束的假设（究竟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他们的童年经历）。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故事基础：目标将会达成，伤痛将会愈合，和平将会重建，世界将会被理解。
到了睡觉时间，哈罗德在房间里跟他想象的角色们谈话。他父母的卧室在楼下，他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能听到他的声音随着故事情节而忽高忽低。他们会听到他有时平静地解释着什么，有时发出警告，有时召集他想象中的朋友们。他正处于罗伯和朱莉娅所说的“雨人”模式，迷失在他自己想象的广阔世界中。他们不知道哈罗德到底何时才会开始成为人类的一员。而在楼上，在教导毛绒猴子的过程中，哈罗德逐渐睡去。
第5章 童年世界的快乐与痛苦
在哈罗德上二年级时，有一天朱莉娅把他从游戏室叫到餐桌旁，告诉他该写作业了。哈罗德把他逃避写作业的整整一套技巧都卖弄了一遍。首先他告诉她，老师没有布置任何作业。当这个谎言被戳穿时，他告诉她作业已经在学校完成了，之后又是一连串越来越不可信的辩白：他已经在校车上写过作业了，他把作业本落在学校了，作业太难了以至于老师告诉全班同学不需要完成，无法完成作业是因为老师没有教过涉及的内容，下周不用交作业，他可以明天再写，等等。
晚间祷告结束以后，他被要求去前厅取回他的书包。他带着犹如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前往刑场一般的表情去了。
哈罗德的书包简直是一部反映男孩子兴趣的百科全书。他书包里的东西，跟依次挖开不同地质年代的岩层一样，时刻都能给人带来新奇感。你会发现吃剩的椒盐脆饼、果汁盒、玩具车、扑克牌、PSP游戏机、胡乱涂鸦、旧作业、低年级时的课程表、苹果、砾石、报纸、剪刀和铜管。这样一个书包的容纳能力或许跟一辆大众牌轿车差不多。
第33节：社会动物(33)
朱莉娅从一片狼藉之中抽出了哈罗德的作业夹。据说历史是反复轮回的，看着作业夹的装订方式就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在某些年代，三环活页夹是最流行的时尚；在另外一些年代，双面硬纸板文件夹独领风骚。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们争论各种装订方式的优点，同时他们的偏好似乎又遵循某种占星周期交替轮回。
朱莉娅找到了他的作业单，心情很沉重，她意识到，接下来的65分钟将耗费在只需要花10分钟的作业上。作业的要求极少—哈罗德仅仅需要一个鞋盒、6支彩笔、工作用纸、一块三脚展示板、亚麻籽油、乌木、一只三趾树獭的脚趾甲和一些发光的胶水。
朱莉娅隐隐的怀疑已由杜克大学学者哈里斯?库珀（Harris Cooper）所作的研究证实：小学生写多少作业跟他们在考试和其他成就测验中的水平基本没什么联系。她也怀疑作业的磨难是为了别的目的—说服父母们相信他们的孩子接受了恰如其分的严格教育；引导孩子像精神彻底崩溃的行尸走肉一样面对未来的生活；或者更积极些，引导孩子们养成今后生活可能需要的学习习惯。
无论如何，朱莉娅既然已经陷入了处于她这一社会阶层的每个母亲都倍感无奈但却不会放弃的亲子生活，就只能为接下来的贿赂和哄骗作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向哈罗德提出了一系列的诱惑—金色的星星、小糖果、宝马汽车玩具—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哈罗德写作业。当这些做法宣告失败时，她会使出威胁手段—威胁剥夺哈罗德看电视的权利，拿走所有电脑游戏盘和录影带，把他从她的遗嘱受益人中剔除，把他关在一个硬纸盒里，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不给他任何东西吃。
哈罗德可以抵制所有这些诱惑和威胁，或许因为他还不能权衡长期痛苦与短期不便之间的利弊，或许因为他知道妈妈从来没有剥夺他看电视的权利的意图，毕竟这会将她自己置于整个周末都不得不取悦他的境地。
无论如何，朱莉娅终于让哈罗德在餐桌旁坐下来开始写作业了。她转身去取杯水，7.82秒以后，哈罗德递给她一页纸表明作业已经写完了。朱莉娅看了一下作业纸，上面大约有三四个难以辨认的符号，可能是某种古代梵语。
这标志着晚间重写作业阶段的开始，朱莉娅要求哈罗德必须慢慢地、小心地、尽可能用英语完成作业。哈罗德列举了他那套习以为常的抗议说辞，然后就陷入了另一轮痛苦挣扎之中，朱莉娅知道他得这样挣扎15分钟才能调整好心态。在哈罗德投降并进入安静写作业的状态之前，似乎她和他之间必须经历内讧和抗议的阶段。
关于此类情境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哈罗德的自由正被文明的荒谬、苛责所粉碎。童年的单纯和创造力正被焦虑社会所冲击和束缚。人类生来原本是自由的，但却被套上了规矩的枷锁。
然而朱莉娅看着她的儿子，确实没法感觉到无人监督的哈罗德、不写作业的哈罗德、没人控制的哈罗德是真正自由的。那样的哈罗德会被某些哲学家称颂为天真与快乐的缩影，但实际上只会被他自己的冲动所囚禁。无组织的自由只是它自己的奴隶。
哈罗德想要写作业，他想要成为一个好学生，让他的老师和爸爸妈妈高兴，但他就是做不到。不知怎么回事，他克制不住自己，所以书包里才乱七八糟，生活也一团乱麻。坐在桌旁，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注意力。水槽边发生了什么事，他马上想要去弄清楚。某个游移不定的念头驱使他走向冰箱，或是拿起咖啡机旁的一个信封。
第34节：社会动物(34)
不仅不自由，哈罗德现在还是他自己思维的受害者，每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反应。他足够聪明，能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失控。他无法逆转自己内心中越来越多的混乱，所以他感到挫败，认为自己很糟糕。
坦白地说，某些晚上朱莉娅也会失去耐心，让事情变得更糟。她不再跟哈罗德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专心做完作业。为什么他无法完成这些简单的作业？既然他知道怎么做，作业内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她的命令从来都不见效。
不过，朱莉娅还有别的方法。她在少女时代经常搬家，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转学，有时她在结交新朋友方面会遇到麻烦。每到这样的时候，她就会依赖母亲的陪伴。母女两人长时间一起散步，一起外出喝茶，她的母亲原本因为在新的邻里关系中没人聊天而感到孤独，在这种时候也开朗起来。她会告诉小朱莉娅她在新环境中的焦虑，她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她错过的和期望的。当母亲以这种方式开诚布公交谈时，朱莉娅感到自己享有了某种特权：尽管她只是个小女孩，但她已经有机会接触到成人的观点。她感到自己已经被许可进入一个特殊的领域。
朱莉娅的生活跟她母亲的相当不同，在很多方面要轻松得多。她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采购会客室用的毛巾，关注娱乐八卦，但她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这样做行得通”的记忆。朱莉娅有时会与哈罗德分享她自己的特别经历，尽管她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甚至不会意识到她正在重复她母亲的行为。通常当她和哈罗德都焦躁不安或者遇到困难时，她会发现自己开始谈论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她给予他进入她的人生的特权。
一个特别的晚上，朱莉娅看见哈罗德一个人孤单地待着，跟外界刺激和内心冲动搏斗。她本能地将他拉向自己，让他稍微走进自己的人生。
她给他讲了个故事，那是她大学毕业以后跟一帮朋友开车穿越整个美国的旅行经历。她描述了那次旅行的美妙，他们在哪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如何穿越阿巴拉契亚山，穿越平原，又如何穿越落基山脉。她描述了清晨醒来看到远处的群山，然后驱车下山，但却几个小时都到不了山脚的经历。她还讲到公路旁边的卡迪拉克车队。
她这么做的时候，哈罗德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她带着尊重对待他，让他进入最神秘的区域—她人生的隐藏地带，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片地带。他的时间界限隐隐约约地被拓宽了，他获得了与母亲的少女时代、她的成熟、他的孕育、他的成长、此时此刻以及他未来的探险经历有关的微妙暗示。
朱莉娅一边说一边收拾厨房。她清理了台面，移走一整天堆积的盒子和零散的信件。哈罗德朝她倚过来，仿佛走路走到口渴之后找她要杯水一样。在这几年间，哈罗德已经学会如何借助母亲来组织自己的思维，在这次随意的交谈中，他又一次开始这样做。
朱莉娅瞥了一眼哈罗德，注意到他把铅笔叼在嘴里。他并不是真的要咬它，只是轻轻地叼着它，当他思考事情时会不自觉地这么做。突然间，他看上去更愉快并且精神更集中了。朱莉娅用她的故事激发了他的某种潜力—关于平静和自我控制的隐藏记忆。她的谈话内容吸引了他，他目前单凭自己还没法进行这样的谈话。结果就像奇迹一般，哈罗德很快顺利地写完了作业。
第35节：社会动物(35)
当然这并非奇迹。发展心理学家们早有定论，父母用不着成为杰出的心理学家就能成功教育好孩子。他们不需要成为极有才华的老师。大多数借助知识卡片、特别训练和家庭教师试图将孩子打造成完美成就机器的父母根本不会如愿以偿。相反，父母们只要对孩子足够好就行了。他们需要给孩子提供稳定的、可预料的生活节奏。他们要能与孩子的需求合拍，将鼓励与处罚相结合。他们要让孩子能够跟他们建立在面对压力时可以依靠的牢固情感纽带。他们要随时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应对世上难题的现实参考，从而使孩子能够在头脑中形成潜意识模型。
童年期的依恋关系影响人的一生
社会学家一直在努力了解人类的成长机制。1944年，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一组少年犯中作了一项名为“44个少年犯”的研究。他注意到这些男孩中有很大一部分小时候曾被遗弃，需要忍受愤怒、羞辱和没有存在价值的感觉。“母亲离开是因为我不够好。”他们会这样解释。
鲍尔比注意到，这些男孩压抑自己的感情，用别的策略来应对被抛弃的感受。他的理论是孩子最需要安全与探索：他们需要感受到他人的关心与爱，但他们也需要走进外面的世界并学会照顾自己。鲍尔比认为这两种需要有时是矛盾的，但也彼此联系。一个人在家庭中感觉越安全，就越有可能勇敢地冒险去探索新事物。正像鲍尔比自己所阐述的：“从摇篮到坟墓，如果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冒险所组成的，并且每一次都是从我们所依恋的人提供的牢靠基础出发，那么我们就会无比快乐。”
鲍尔比的工作让人们开始改变对童年和人性的思考方式。在他开始研究之前，心理学家们一直倾向于研究个体行为而非人际关系。鲍尔比则强调，孩子与母亲或主要照顾者间的关系，对孩子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方式起到了强有力的塑造作用。
在鲍尔比的时代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些年里，许多人只关注人们有意识的选择。他们假设人们先是观察简单的世界，然后作出复杂而困难的决定。鲍尔比则关注我们大脑中的潜意识模型，是它首先组织了我们的感觉。
例如，假设某个婴儿出生时就具备易怒的天性，但他足够幸运，有一位能读懂他情绪的母亲。当他需要拥抱时她就拥抱他，当他想被放下时她就放下他，当他需要刺激时她就给予刺激，当他需要安静时她就停止刺激。婴儿了解到自己存在于自己跟别人的对话之中，开始将世界看成是一系列连贯的对话。他发现，如果他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很有可能被接收到。当他遇到麻烦时，他会学着求救。他会形成一整套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设想，而在他跟外面的其他人接触时，就会依靠这些设想（无论它们被证实还是会被推翻）行动。
出生于和谐人际关系网之中的孩子，知道该如何加入陌生人的谈话、如何解读社交信号。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开放的地方。出生于险恶人际关系网之中的孩子会变得充满恐惧、内向孤僻或是充满侵略性。他们经常感受到威胁，即使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他们可能无法解读信号，或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值得别人倾听的人。这些在潜意识中构造现实的行为，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什么、关注什么、最终会做什么。
鲍尔比的学生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指出，如果将孩子与依恋对象隔离，强迫孩子独自探索世界，即使只是几分钟，孩子也会面临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安斯沃斯设计的“陌生情境测试”就是为了研究安全与探索之间的这种转变。在测试中，安斯沃斯把幼儿（通常为9~18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安排在一间塞满玩具的房间里，吸引幼儿去探索。然后，一个陌生人进入房间，母亲将幼儿交给陌生人照管。然后母亲会回到房间里，再与陌生人一起离开，只留下幼儿一个人。最后，陌生人会回来。安斯沃斯与她的同事近距离观察这些幼儿的反应：当母亲离开时他们抗议的程度如何？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如何反应的？他们对陌生人如何反应？
第36节：社会动物(36)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对成千上万的孩子进行了陌生情境测试。大约2/3的孩子当母亲在测试中离开时会哭一会儿，当她回到房间时则会冲到她身边，这些孩子属于“安全型依恋”。大约1/5的孩子在母亲离开时不会有任何明显表现，母亲回来后也不会匆匆扑向她，这些孩子属于“回避型依恋”。还有一些孩子并不会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反应，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可能冲向她，但当靠近她时也可能生气地捶打她，这些孩子被认为属于矛盾或紊乱的依恋类型。
这些分类像所有试图对人进行分类的方法一样具有局限性。尽管如此，但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心理学家们的确已经对依恋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总结出了所谓的“依恋理论”。该理论探索不同类型的依恋与不同的养育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期依恋对于整个人生历程中的各种关系和成就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幼儿1岁时的依恋类型，也跟他们长大后在学校如何表现、如何开展人生、在此后的人生中如何培养人际关系有较大的相关性。尽管婴儿时期的一项测试结果并不能决定一生，没有人在童年就注定是某种命运，但这些研究的确为于某些内心模型工作方式提供了信息，这些模型由亲子关系所创造，之后则发挥着引导人们生活的作用。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拥有与他们的需求相协调、能读懂他们情绪的父母。他们的母亲会在他们害怕时安抚他们，在他们高兴时与他们愉快地玩耍。这些孩子并不一定拥有完美的父母或是完美的亲子关系。孩子并不是脆弱的。尽管父母会把事情搞砸、发脾气，有时会忽视孩子的需求，但如果照顾方式大体上是可靠的，那么孩子仍然会因他们在场而感到安全。经验表明，养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父母对孩子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只要孩子认为自己跟他们的对话是连贯且可以预测的，那么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仍可能是安全型依恋。
当父母与孩子们达到如此程度的和谐时，大量的催产素将会流入他们的大脑。一些科学家把催产素称为“合群神经肽”。当人们享受亲密的社会关系时，当母亲分娩或给孩子哺乳时，当相爱的两个人在性高潮之后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时，当朋友或亲人拥抱时，催产素水平都会急剧上升。催产素给予人们强烈的满足感，也可以说，催产素是使人们联结在一起的自然方式。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通常比较善于应对有压力的情境。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梅根?冈纳（Megan Gunnar）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你给15个月大的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打针，他会因为疼痛而哭喊，但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并不会升高。非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可能哭得同样大声，但他们不太可能伸手去触摸照顾者，而且他们的皮质醇水平更可能迅速上升，因为他们习惯于感受更多的外界压力。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倾向于在学校和夏令营中结交更多的朋友。在学校，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老师和其他成年人获得成功。他们不会觉得被迫要依靠和接近老师，也不会克制自己故意远离老师。他们在建立联系和解除联系方面非常自如。他们在一生之中通常更为诚实，因为他们觉得没多大必要靠说谎来夸大自己。
回避型依恋孩子的父母通常孤僻、内向，他们不能很好地与孩子进行交流，或是难以有融洽的情绪体验。有时他们能说出合适的话语，但他们的话语并未伴随着传达情感的肢体语言。作为回应，他们的孩子形成了认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的内心模型。他们学会了不依赖他人。在陌生情境测试中，当他们的母亲离开房间时，他们并不会抗议（至少没有明显表现），即使他们心率的加快表明他们内心其实相当激动。当被单独留下时，他们并不会哭喊，而是继续单独玩耍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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