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仓库锻炼了四个多月后,我回到了公司报到。我被安排在“长朗办事处”,这是YF集团仓储公司与省外运、香港长运三方合作的一个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YF集团四个业务子公司的货物运输,此外还做一些外揽货,就是可以承接集团外其他公司的货物出运,收取运费。科长方坤带着我,逐一给我介绍了科室成员,科里总共才七个人。之后,又带我到隔壁的海运科、陆运科。两个科合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敞开式办公。我果然再次见到消防比赛那天那中年男子,他是海运科科长兼海运科、长朗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黄炳。同宿舍的小吴就分配在他部门。他亲热地对我说:“欢迎啊,大学生,有空多过来坐坐。”初来咋到,黄科长的友善热情,使得我颇有好感。我历来如此,别人的关心、真诚,我都会很感激。在我心里,还总记得自己的乡下出生身份。
除了科长和老曾超过45岁外,都是2、30出头的年轻人。而且都是烟鬼。上班第二天,老曾突然对刚来的我说:“走走,小杨,到走廊抽根烟。”边说边递烟,我说:“谢谢,我不会。”但还是跟老曾出了办公室。老曾开导我:“刚进来时我也不会,都是为了工作。你没见香港司机每天都上来我们这,大家都抽烟。你不抽,人家会觉得你书生气太浓的。”他教育我为稳住脚,要快点溶入到这个集体中。而迅速学会抽烟是有用有效的一招。
新人我觉得有点道理,跟着点燃了一支“万宝路”,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支烟。我很不习惯,抽了几口,就给呛住了,我不好意思地灭掉,笑着对老曾说:“你看,我真的不习惯。再说,这进口烟,我抽不起的。”
“没事,抽多几根,慢慢就习惯了,”老曾压低声音、神秘地跟我说,“这烟,不用买的。以后你就知道的。香港来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抽,而且自己买烟了。我买的是一包两块钱的“羊城”,而同事们抽的都是“万宝路”。每次我回敬老曾,老曾都说抽的我。老曾在科里负责的是打海运提单,这是整个货物运输业务环节中的最后一个。工作是每天重复、枯燥。但是,每天上班,我都是跟他最早到办公室。
老少两人,从进办公室到九点甚至九点半,在其他同事没到之前,常会接一个接着一个的电话,几乎都是找廖达的。
来自讲潮汕话粤东海岛的我,尽管在讲广州读了四年大学,直到毕业,在校园我都羞于学讲“广州话”——我都能听懂。本身就是学外语专业,做到这一点并不算难。但是,我羞于启齿,怕的就是别人笑话。我从来在乎别人的眼光、评价。如今所在科室,每天的业务来往离不开跟香港总部联系,每天办公室里响起的电话,来自的香港的电话占三分之一。在仓库实习的那段时间,大学生的身份使得我有机会继续讲普通话——同事们都顺着我跟我讲普通话,尽管里面有很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讲普通话让他们觉得比枯燥的仓管工作还难,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跟我讲结巴普通话,宁肯难为自己,不想难为我。
我在长朗办事处上班后的第二天早晨,由于第一个回办公室,我有机会接听了来自香港的电话。“你好,长朗,有什么帮到你?”我用普通话很专业地接听。对方用广州话回答:“我找小廖。”“不好意思,他还没回来。你能留下电话吗?回来我让他回电给你。”我继续用普通话。对方好听的女声答道:“我是香港长运的ANITA。我知道的。你是新来的吧?没听过你的声音。你好啊。”最后三个字是用普通话讲的,我感到很意外。我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几乎一字一字地用广州话说:“系,我新来的。多——多关照。小廖回来,我会转告——他。”我暗自笑上班后自己一次讲出广州话。对方还夸了我一句:“原来你都识得讲的,呵呵。”这给我信心,我继续:“呵呵,不好意思啦,识少少啦。”
后来的每天,上班时,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听到来自香港或者集团业务公司、珠三角地区货主的来电,我都是用广州话回对答,讲话就像我在使用科室里的那打字机,都是一个字两个字的,一顿一顿的,但是字字清晰。仅仅三个月,“被迫”之下,我基本能讲得流畅些了。这很让我的仓库“姐姐主任”对我刮目相看。那天,姐姐回公司开会,顺便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我,我刚好在用广州话接听电话,那架势好像我本来就是说这种方言的。姐姐问科长我是什么时候会的,科长说:“他可是外贸学院的大学生啊。”我边听电话边笑着朝科长点头。老曾说:“就是,我用了二十年才学会了广州话。”老曾是客家人,当牙科医生之前,是在广州当兵的。我已经知道。
仓储公司地处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旁边。这里交通便利,但是拥挤无比。长朗办事处的办公室外,整天听到“牛杂”“牛腩粉”的叫卖声。做国际货代业务的很忙、电话多,但科室的人都很迟上班,上了班就是工作狂,对下班没有什么概念……老曾在我初上班时充当了顾问的角色,当然只是科室里的一些事,而非业务细节上的。他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有时,走之前,问单身汉我要不要跟他回家去吃饭,同事们会笑着起哄我们大家一起去。科室人少,但觉得总体工作氛围挺融洽。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夹杂着窗外飘来的阵阵牛腩香味。这是我对科室的总体印象。
小廖,是科室年轻的主要业务骨干,他的名字叫廖达,看起来比我还年轻,高大威猛、帅哥一个。上班的第一周里,看着他经常右手一个电话、左手一个电话忙碌地与货主、船东以及香港长运联系着,讲话频率高得我经常听不清讲些什么。我既佩服又羡慕,经常等他忙完、抽烟的空隙,主动要求他给些事做,有时他会让我把托运单和LOAD PLAN(装运计划)传真到香港长运,这使我很快熟悉了BOOKING NOTE(托运单)和LOAD PLAN 的使用程序和作用。趁他整理一整套报关单据的时候,我就让他教怎么准备(需要哪些单据,各种单据又要注意检查哪些内容)。
让我感叹的是,能讲一口国际运输专业英语的这位仁兄,文凭是高中!每次,在他教我,我表达钦佩之情时,他总是谦逊地笑眯眯地说:“小杨(这小子忘了我还比我小两岁呢:),这没什么,我只是干得久了点就熟了而已。别急,慢慢来,你是大学生,你很快就会比我们都厉害的。”说着,又点燃一只万宝路,那动作潇洒极了!他不知道的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已经把他当成我从业的第一位师傅。他上班做事时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中午打饭,都是打满满一大菜盆,吃得快吃得香的样子、开起玩笑时哈哈大笑的样子、学热播的香港电视里的台词的搞笑样子……这一切,我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我在用心观察着偷学。
我特别留意的是业务上的一些事。这些事,我有的是他讲电话时听来的。比如,听他跟香港那头说话订舱位,见他马上电话给货主要他们务必什么时候把货物送到仓库、否则赶上“CLOSING DATE”(船公司截止收货时间),这头电话放下,那头他又已经拨通了仓库的电话,让仓库晚上留人收获……在没人给我系统讲科里业务流程的过程中,我就是这样的偷师。眼看,耳听、手动。实际上,科室的业务安排主要是廖达。我想尽快、全面地学只能向他学。上班一两周,我已经感觉到了。比我早两年进来的我外贸学院师兄黄波,尽管他是整个仓储公司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听廖指挥的。
而于辉,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觉得他不好相处。在科室里面,他年纪并列与报关员阿东排第三,32、3岁左右,每天见到很迟才来上班,总拿我开涮,讲话时总强调“你们大学生啊”,我听起来就别扭。我向来敏感,总能感觉到声音表情背后的不友善。他经常拿出他三岁可爱儿子的照片出来,在上班时候,公开谈论他儿子如何调皮如何好玩,要大家评论他抓拍的这种照片水平如何,只有这时,他才显得没有居高临下咄咄逼人。
有一天上班,还早,没什么提单要出,老曾又向我“爆料”:于辉是负责“外揽货”的(YF集团之外的外贸公司的货物),爱摆老资格、总欺负他,没大没小地拿老曾当过牙科医生来说事。前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黄波刚来时更是受尽其“折磨”。科室里最有钱的也是他,因为他主管的外揽货业务,呵呵,赚的多了……老曾提醒我要防备他。不过,你还好啦,老方科长是你老乡,集团这两年也越来越重视科室的发展,听说迟一点我们这个仓储公司会有大动作。来我们公司的大学生也会越来越多。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也不用太担心。
“曾SIR,你刚才说他赚的多了是什么意思?”全科室都称呼老曾为曾SIR,这是广州、香港地区对成熟男人的一种叫法。“呵呵,以后你会知道的。来,抽一根。”曾SIR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培养”我抽烟。我还是很感谢老曾对我说这些。在职场,多知道一些内幕总是有助于自己立足的。但是,千万别八卦别多嘴。而我也没想到那么复杂。我总觉得只要尽量谦虚、对人真诚点可以了。
我目前并没有具体工作,科长要我先花点时间全面熟悉科里的业务运作,主要是多向维达学习如何“配载”(安排货物的出口运输工作)。我感觉这样安排挺好,我自己在上班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列了一个清单:长朗办事处的主要业务是什么?(我们负责哪一部分、香港总部哪里负责什么?)操作流程是怎样的?客户有哪些?工厂有哪些?货物主要通过什么船公司运输……学过国际贸易的我理论知识还是记得一些的,我最着急的是想尽快摸清科室的一切,然后争取尽快上手、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大学里,我已经养成了做事、学习一定要目标清晰、按部就班按计划办事、执行的习惯。我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会思路清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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